中美强权竞争正在“趋同化”，欧洲或被挤向全球秩序边缘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北京后，欧洲舆论再次把目光投向中美关系。法国政治学家、中国问题专家斯蒂芬妮·巴尔姆在法国《世界报》发表文章指出，对欧洲而言，真正的风险并不只是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对抗，而是这两个相互竞争的大国，可能在越来越相似的权力逻辑中形成某种“共处模式”，进而按照“帝国协商”的方式重塑世界秩序。

巴尔姆认为，欧洲面对中美关系时，长期在迷恋与焦虑之间摇摆，仿佛美国与中国的力量博弈是在一个世界舞台上展开，而欧盟只是其中的背景。这种姿态不仅令人失望，也极具危险性，因为它忽视了欧洲自身政治模式正在被削弱所带来的全球影响。欧洲模式建立在和平、法治、公共自由和福利国家基础之上，既不同于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美国那种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救世使命色彩的资本主义。

在她看来，欧洲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中美爆发正面冲突，而是两国最终彼此适应，并以强权协商的方式安排全球秩序。在这种格局下，欧洲可能被降格为一个“规范性边缘地带”：仍然富裕，仍然擅长制定规则，却在真正的政治和战略决策中被边缘化。

不过，巴尔姆强调，欧盟并非注定只能扮演这一角色。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来说，欧洲仍是不可或缺的市场和战略空间。在世界许多国家眼中，欧洲仍代表着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模式。因此，欧洲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如何避免在新一轮大国秩序重组中失去战略主体性。

巴尔姆指出，当下中美关系的核心，与其说是两种完全对立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两个在多个关键领域日益趋同的体系之间的权力竞争。竞争仍然存在，但这种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甚至相互混合。

20世纪以来，中国系统研究并吸收了美国强权体系中的重要工具，包括军工复合体、世界级大学、风险投资、创新生态系统，以及对科研和战略技术的大规模投入。邓小平在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推动的发展战略，本质上正是对美国强国工具的选择性借鉴，目的是实现追赶和能力提升。而中美关系正常化最初也深受冷战时期对苏战略竞争的影响，这说明两国关系从一开始就服从于严格的战略逻辑。

如今，美国也开始重新启用那些在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曾被边缘化的政策工具，包括产业政策、大规模补贴、关键供应链控制和技术安全保障。拜登政府在半导体和战略基础设施领域的政策，显示出“战略型国家”的强势回归；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科技和战略工业领域的私人资本也越来越深度介入公共政策优先事项的制定与执行。

这意味着，中美两种模式正在发生某种程度的相互混合：中国在多个经济领域继续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工具，美国则以经济安全和产业主权为名，恢复国家干预。与此同时，两国内部的政治叙事也出现某些可比性，例如科技民族主义、产业主权、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对国家力量的强调。

巴尔姆认为，埃隆·马斯克就是这一趋势的代表性人物。他在中国的产业布局、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以及反对与中国“真正脱钩”的立场，反映出美国部分精英已经将中国视为21世纪工业效率的重要样本。事实上，美国和中国科技资本主义的主要人物，如今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工业体系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的处境显得格外脆弱。在由美国和中国主导的全球权力格局中，欧洲越来越像一个具有吸引力但正在失去地位的空间：它能制定规则，却难以成为真正的战略行动者。随着跨大西洋关系被重新定义，中欧关系也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如果欧洲仍然缺乏面对两大强权的新战略，它面临的将不仅是经济地位下降，更是规范性影响力的衰退。

巴尔姆警告，正在浮现的世界秩序，与其说是意识形态性的，不如说是帝国性的；与其说由道德推动，不如说由技术力量主导；与其说是普世主义的，不如说是由集团逻辑和关键依赖关系构成的。对欧洲而言，眼下的问题已经不只是调整外交或产业政策，而是如何在21世纪继续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民主政治存在的基本条件。